真善美——教育离不开的常识
［话说真善美系列］
真善美：教育离不开的常识
文｜张小兵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一个常识。将这句话挪到教育上来也是很“熨帖”的。在教育理论和口号多于实践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回到常识看教育”。2009年7月出版的《周国平论教育》一书犀利地指出了“中国教育必须回归的七个常识”；2010年6月出版的吴非老师的《致青年教师》一书旗帜鲜明地呼吁“教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常识”……他们的思想让在阴霾中摸索的我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常识”一词，辞书的解释是：普通的知识；众所周知的知识，一般的知识。由此可见，常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对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是合理的知识，即“日常知识”；一是指与生俱来、无须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
其实，教育要回归的最大常识，也是最根本的常识，就是回到“人”。有人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其实，我们追求的“人”是很单纯的：真、善、美。教育有很多目标，但是都脱离不了这三个基础目标，而且这是做人的“常识”。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他给三个孩子分别取名：至诚、至善、至美。其间所蕴含的教育思想是不言而喻的。叶圣陶的三个子女长大后个个成才，这当然离不开叶圣陶先生身体力行的示范教育。教师生涯规划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将自己修炼成一个“真、善、美”的人——真似儿童不掺假，善如浮屠怀慈悲，美若天使存自然。
千古以来，中国似乎从来不缺乏“真、善、美”的教育，关于“真、善、美”的格言不胜枚举，“真、善、美”的样板远比《列女传》上的故事要多得多。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和“真、善、美”渐行渐远了呢？首先，关于“真、善、美”的思想往往不是通过情感来传达的，而是通过程式化的语言来表达的，是“居高临下”、带有“训导性质”的，这怎能让有着正常情感的人由心底里喜欢呢？其次，“真、善、美”的样板一般都过得比较“悲惨”，要么身体残疾，要么失去双亲，要么惨遭横祸，要么抛妻别子、六亲不认……这样的“真、善、美”也会让人下意识地敬而远之。再次，“真、善、美”的传道者——教师往往不具备这样的美德，这是学生“真、善、美”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真、善、美”这三个字中，似乎“美”是最高层级，“善”为其次，“真”再次。其实，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真”才是最难做到的。
如今的教育界，可谓实用主义“猛抬头”，而理想主义“低垂首”。身处其中的教师往往很迷惘。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三条：一是将机械、刻板的应试教育进行到底；二是坚守教育的理想；三是两手都要抓。目前，对这几类教师有三个类比：应试教育为“吃馒头”，坚守理想为“作诗”，两手抓为“多面手”。有人固执地认为只“作诗”不“吃馒头”会“饿死”，吴非老师却评价说：只会“吃馒头”其实是另一种“死法”。至于“多面手”，其危害在于模棱两可、真假难辨，一言以蔽之，这样的人是“精神分裂”的。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曾经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语惊四座。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想出千万条理由，但是都无法回避一个重要的事实：“多面手”教师的教育使然。其实，学生版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教师版的“多面手”在精神本质上都是“虚假”，和“真”字是绝缘的。
虽然“诗人”和“理想主义”在当代社会并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我坚信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不会失去光华的。如果有学生问我“你支持哪一类人”，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对教育的坚定守望。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做个“求真”的教师，就要始终有一颗儿童一般的心，真诚地爱着周围的事物，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见解，用澄澈的眼神去探寻世间的真理。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然而，教师不能成为一个只会“教人求真”，而自己却是“失真”的人！
早在21世纪初，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动物排行榜”——豺、狼、虎、豹、“师”，足见教师在很多人心中已经不见了“善”，而被列为了“狠角色”。这里我不想去谈论一些教师因为诱惑而做了“有辱师门”的事，而是特别想说说因为我们狭隘的思维方式，而充当了扼杀学生充分发展的“刽子手”的情况。中国人都知道“十个手指，各有长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两句话说的是一个常识：人不可能真正做到全面发展。可是，我们的许多教育教学目标和纲要上却清楚地写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很多老师没有仔细从“常人”的角度去思考，便“按图索骥”地在学生中寻找这样的“超人”，结果却是以“为你好”的名义扼杀了多数学生的学习欲望和兴趣。
退一步讲，果真天降“文曲星”，让我们发现了这么个神人，其他众生也许会相形见绌，无端地生出许多自卑来；假如苍天无眼，“神马”只是个浮云，全班同学又会陷入集体自卑。这样的教师是机械的完美主义者，更是残忍的吹毛求疵者。
语文名师钱梦龙在很多场合讲过自己的一个故事：读小学时，他是地地道道的“差生”，先后留级三次，然而五年级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武钟英“救活”了他。武老师先教他四角号码查字法，然后要求他把生字的音义抄在黑板上，再后来又推荐他的作文到县报发表。到了小学毕业，武老师在评语中写道：“该生天资聪颖！”钱先生终于走出了阴影，成为一代名师。武老师没有用所谓“全面发展”的眼光去审视钱梦龙，而是以一颗慈爱的心去发现他的长处，培养他的长处，让他成为一个找回了自尊的正常的人。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两朵玫瑰花”和陶行知的“四块方糖”的故事，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宽容是最大的善，善是最成功的教育。
教师如果是“美”的，往往能散发出极强的教育能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常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也是常识。“真”和“善”可以通过具体行动去实现，而“美”则不止在于外在的修饰，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美，是一望而知、扑面而来又千差万别的。它需要量体裁衣，因人而设，更需要充实内蕴，所谓“秀外慧中”“表里如一”“高贵典雅”“儒雅端庄”“阳光洒脱”“书卷气息”者，皆是也。既然是“修炼”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必须得慢慢来。所谓“推、拉、拽、拧、抢、占、挤、闯”一类的近乎暴力的激进思维，是不合常理、也不符合教育的规律的，就如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过犹不及”一样。
无论如何，真、善、美，都是教育离不开的常识。
（文章来源于《语文好老师》微信公众号，特向作者致谢！）
让真善美之光照亮我们的心灵
文｜拈花一笑
无论哪一个文明，也无论哪一个民族，从孩童时期大概都会教育孩子追求真善美。但是，这些从小追求真善美的孩子，包括我们的祖辈，也包括我们自己，长大后会发现，我们的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充满真善美的天堂，而是一个纷争不断，假恶丑遍布的现实人间。毫无疑问，作为评价和衡量人类所有行为与思想标杆的真善美，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什么是真善美？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回溯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所谓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先贤，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和沙门思潮的先知和古中国百家争鸣的圣贤，都或多或少的试图解答真善美的问题。例如古希腊的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就认为知识就是善，他认为人必须具有知识,才能达到善，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我倒是觉得把这里的知识翻译为对真理一定程度的占有和对真相的有所洞察，更为合乎情理。因为知识在我们的语境中往往是僵死的，孤立的点，很难和善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人们只有对真理实相有所认识，才会产生相对来说比较正当的合理的行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善了。无论如何，根据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记载，在苏格拉底那里，善是建立在真理实相基础上的，这一点应无异议。我们再看古印度先知先觉的一位代表佛陀，佛陀二字本身就是觉悟真理者的潜台词，佛陀所觉悟的世界本相，用梁漱溟先生《究元决疑论》的话说是一个没有任何性质的“非色，非空，非自，非他，非内，非外，非能，非所，非体，非用，非一，非异，非有，非无，非生，非灭，非断，非常，非来，非去，非因，非果”因缘际会的世界，这种包含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宇宙本体，竟然和科学世界观没有矛盾，而且就是具备最全面科学知识的科学家若不静下心来，也很难理解佛陀的智慧。在佛教那里，觉者成佛，成佛之后才能更好的布道，行善和渡人，应该是佛陀的本意。也就是说，佛陀和苏格拉底不谋而合，真在善之先，真是善的根基。最后我们看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中国的两位圣贤——老聃和孔丘。《道德经》第八章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这简直就是苏格拉底和佛陀真和善观点的中国版本，道法自然，伟哉老聃！但因为后来专治统治者的选择，老聃并不如他的后生孔丘更受皇帝的青睐，但《论语·卫灵公》中孔子也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格言留世，可惜的是“孔道”非“老道”，孔丘之道乃是道德礼教的符号，他更关心人间的秩序，“孔道”无关宇宙的真理与实相，也无关老聃的道法自然，这大概是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史学中的伪善伪历史大行其道的滥觞吧。我丝毫不怀疑孔子的人格是伟大的，但后世的统治者和他的徒子徒孙们阉割了他的精神与品质，以至于愚民政策一愚两千多年，焚书坑儒，文字狱都可谓历史大观，让善良远离了真理和实相。
通过历史的回溯我们了解了真与善的关系，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实例看一下真和美的关系。被誉为“空间中凝固的永恒”掷铁饼者的古希腊人体雕像，美在哪里？连贯的运动感和节奏感，把人体的和谐、健美和青春的力量表达得淋漓尽致，显然，此雕像美在真实，美在自然。佛教寺庙中的弥勒佛塑像，美在哪里？塑像大都身穿袈裟，袒胸露腹，双耳垂肩，脸上满面笑容，笑口大张，虽没有了掷铁饼者的健美与青春，但脸上洋溢着觉悟大道之后的安详，从容，包容和圆融，这是一种依托在觉悟真理实相基础上的精神之美。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生命力大概离不开他的现实主义，简直就是一张北宋都市风俗的照片，其史学价值应不在其美学价值之下。即使中国文人的山水大写意，离开了真意，离开了灵魂的真实，我想应该不会有生命力和观众的，当然，中国也从不缺附庸风雅，把女人小脚和病梅当做美的病态审美观。最后我们看一下科学界欣赏的牛顿第二定律F=ma，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以及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美，美在哪里？我想美的根源在于科学巨匠们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把自然界的一些真理实相描述的那么深刻而简单。从个例而一般，大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人类欣赏的美是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真实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从真理实相和善意的行为方式，人们都会欣赏到美。临摹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描绘生命的鲜活，把握性情与灵魂的律动，欣赏人的善意，而不是一味临摹名人和古董，才会有大美和大作。也就是说，和善一样，美也是有前提的，离开了真理实相和人的善意谈论美，要么虚伪，要么病态，也必将是过眼烟云。
说到这里，大概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善美？三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体现着人们对我们这个宇宙，对我们自身的真理实相探究与追问，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远不到真理的终点。善，是人们遵从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真理实相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也可以说是顺天应人，双赢或多赢的行为方式。美，是人们接受的符合自然界真理实相的外在表现方式和人类行为方式的符号因素再现。
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善和美都以真为前提，真和善都可产生美，美又是真和善的外在形式和定格方式。由此可见，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认清真理实相最为重要，否则，对真善美的追求很可能演化成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甚至是好心做坏事的闹剧。
真善美的对立面就是假恶丑，当人类不能正确的把握真善美的时候，就难免坠入假恶丑，人类苦难的历史一再向人类昭示这一点。当假象，伪善，伪装大行其道时，当暴君要在人间建立大同和天堂时，往往挂羊头卖狗肉，当婊子立牌坊。二战时期，纳粹主义迷惑了德国人的眼睛，当人们看不透纳粹的假恶丑并被假恶丑利用时，希特勒给人类带来了一场洗劫。二战后，半个地球的人被斯大林的思想和个人崇拜忽悠的脑残，斯大林同样成为恶魔，为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其流毒至今尚未根除。当魔鬼利用假象，伪善，病态美以及欲望等做为钓饵时，不仅普通民众，就是一向自我标榜的文化人，学者，精英们也难免成为上钩者和殉葬品，甚至在高压之下成为罪恶的打手，爪牙和鹰犬，这样的“聪明人”，堕落者在人类历史上可谓车载斗量。追求真善美，远离假恶丑，人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追求真善美，人们必须要有自我选择，自我思考和自我觉悟能力，前人经过艰苦的探索，已为我们提供了几条可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科学实验验证之路，可以让我们更为清醒的认识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第二条是逻辑演绎论证之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佛教的因明学都曾有效的指导人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走的更远；第三条是佛陀和庄周心悟体证的觉悟之路，无常无我涅槃地，秋水之上，逍遥人生，可以有效地解脱人的精神，这是科学和逻辑之路做不到的。最后一条，宗教信仰之路，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佛教的持戒，圣经的教义，无不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高墙，让皈依者获得终极关怀和灵魂的归宿。当然，这几条路并不矛盾，甚至有相通之处，人们可以像量子力学中的粒子一样，即在这条路上，又在另一条路上，因为通向真善美的道路，应该是相通的。
走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可以让我们为自己的行为划下底线，可以让我们自由而不侵犯他人。入世，则可以走一条绿色，健康，成就自我，造福社会的人生道路；出世，则可觉悟大道，慈悲为怀，成为一代高僧大德。愿真善美之光照亮我们的心灵，也照亮人类的未来。
（上述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平台《拈花一笑》，特向作者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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